“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钱钟书的“围城论”让人联想到他“多输入与高产出”的治学精神。
钱钟书被誉为“博学鸿儒”“文化昆仑”，与饶宗颐并称为“南饶北钱”。这同他在治学上追求“多输入”，是成正比的。钱钟书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其《围城》《管锥编》等“高产品”，均属精品力作。
钱钟书出身教育世家，常为父亲钱基博代笔写信，后发展到代作文章。有一次，他代父为乡下一大户作墓志铭。偶然间，听见父亲对母亲称赞那篇文章的钱钟书，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杨绛晚年回忆：钱穆的《国学概论》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请钱基博为之作序。钱基博就让钱钟书代笔，序写好后，父亲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国学概论》出版时没有人看出，这篇序是一个刚满20岁的青年代写的。
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的钱钟书，立志“横扫清华图书”。他决心把图书馆130多万册藏书，从A字第一号开始通览一遍。在大学的4年间，钱钟书共读33门课程，其中29门必修、4门选修，包括英文、法文、伦理学、西洋通史、古代文学、戏剧、文学批评、莎士比亚、拉丁文、文字学、美术史等。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成绩当时在文学院和全校都是罕有匹敌的。
一生孜孜读书、乐此不疲，但不主张做“书呆子”，强调追求真正的学问。钱钟书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出版长篇小说《围城》，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被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开始写作《管锥编》。1976年，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出版《管锥编增订》。包括古今中外近4000位著名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数万条资料的《管锥编》，谈愚民、谈酷吏、谈冤狱、谈艺文、谈方正圆滑、谈世道人心，是一部纵横捭阖的巨著。
非凡不在于记忆力，而在于见解的创造性与批判性。价值不在于建构一个体系，而在于博学和清醒。钱钟书主张多读书、多比较，从中发现问题、认真思考，许多时候应变换视角，发掘新意，触类旁通，达到“通识”。在精熟中华文化和通览世界文化的基础上，他观察中西文化事物时，总表现出一种清醒的头脑和深刻的洞察力。
从不拒绝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也不盲从任何一个权威。钱钟书毕生致力于确定中国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学艺术宫殿中的适当位置，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艺术走向世界。他既阐发中华文化的深厚意蕴和独特价值，也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和地域局限性，既批评中国人对本土文化的妄自尊大，又横扫西方人以欧美文化为中心的偏见。
